党史百年天天读 ▏党史评价中的红四方面军

来源:共产党员公众号   作者:   浏览次数:226   日期:2021-03-22

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劲旅,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在党的历史上,对红四方面军的评价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鄂豫皖时期。在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基础上创建的鄂豫皖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31年11月初,鄂豫皖红军即达3万余人,鄂豫皖根据地成为全国第二大根据地。因此,当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张国焘当选政府副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司法人民委员。正是在这一天,红四方面军在黄安的七里坪宣告成立。此后,经过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取得歼敌6万余人的辉煌战果,在各根据地引起轰动效应,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都大张旗鼓宣传红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1932年5月2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专电红四方面军:“你们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以无限的兴奋,更加强了苏维埃红军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
  川陕时期。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撤出根据地,转移到川东北和陕南边界地区,与当地人民群众共同创建了川陕根据地。由于政策得当、措施得力,根据地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到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已有5个军、8万余人,川陕根据地总面积达42000平方公里、人口500余万,控制了8座县城,建立了23个县市革命政权。对于红四方面军的重大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给予高度评价:“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川陕苏区还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长征时期。1935年1月22日,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总部发电要求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遂发起陕南战役和嘉陵江战役,6月与中央和中央红军会师。两军会合后,张国焘先是同中央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发生分歧,在北上途中又擅自率部南下,后又另立中央,犯了严重错误。9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有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但认为红四方面军还是可靠的,号召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从公开的史料看,中央对红四方面军评价的改变,即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联系起来,是在1936年6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电报中反映出来的。电报认为,红四方面军存在“军阀作风以及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去年下半年拒绝接受我党中央的政治和组织领导”。10月,红四方面军执行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进入甘肃境内。11月11日,根据中央命令改称“西路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马家军疯狂剿杀的情况下,英勇顽强、浴血奋战。1937年3月,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遭到惨败。
  延安时期。在延安批判张国焘运动中,红四方面军在河西走廊的惨败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一度被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很快得到纠正。1937年3月2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便将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分开来评价,明确指出:“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同时《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也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有“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4月24日,《党的工作》副刊发表《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指出,由于张国焘的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使西路军遭受失败。
  改革开放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对于红四方面军历史的研究和宣传逐渐展开,对于红四方面军的评价也基本摆脱了此前的思维定式,不再与张国焘的错误捆绑在一起,而是回到历史的长河中重新定义。1991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红四方面军作出了基本客观的评价:其一,肯定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所积累的经验对“整个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二,明确红四方面军的西征是“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其三,赞扬西路军表现了“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党史研究领域对红四方面军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评价也进一步公正。2002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原有基础上对西路军的贡献作出进一步肯定:“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考察时深情地说:“我心里一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对西路军作出了高度评价。


来源:学习时报




重要论述



1944年3月2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讲话论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提出应将文化教育工作作为陕甘宁党政领导机关重要的议事日程。指出:我们的口号老早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战争、生产、教育。在敌后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同时还可以进行建设,进行生产,也可以办教育。边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军队也教育,有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我们党在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战争。把打敌人的工作放在第一是应该的。但我们应该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没有文化也不行。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所以我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讲话对文化工作方面的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后,强调: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去年学会了经济建设,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如果文化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那我们就又学会了一项很大的本领,陕甘宁边区就可以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模范!

 

1960年3月22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认为鞍山钢铁厂“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值得学习推广。鞍山地区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具体做法是:第一、大力改进操作技术,挖掘设备潜力,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第二、普遍提高半机械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水平。第三、积极试制高、大、精、尖、新产品,掌握尖端技术。第四、大搞资源综合利用。第五、大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改进工艺过程,实现增产减人。



党史回眸



1954年


3月22日至4月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劳动保险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了劳动保险工作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方针。

 

1960年


3月22日 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代中央起草批示,将鞍钢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作“鞍钢宪法”,要求在工业战线加以推广。

 

2004年


3月22日 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2013年


3月22日—30日 习近平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23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5日,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阐述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27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德班会晤上发表讲话,提出建立贸易投资大市场、货币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人文大交流的四大目标。 


2014年


3月22日—4月1日 习近平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进行国事访问,并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24日,在核安全峰会上首次提出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31日,在欧盟总部访问时提出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这是中欧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对欧盟总部的首次访问。



历史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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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21日至22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的渡口之一——二郎滩渡口。


来源:共产党员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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